在中国作家协会，很多青年编辑、记者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诗人。为了鼓励和扶持这些青年人才的创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近期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邀请专家为他们的作品把脉。

4月13日，“青春的失意与诗意——聂权、彭敏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聂权、彭敏都是《诗刊》的编辑，他们在编辑工作之余积极创作，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徐忠志谈到，一个编辑有了丰富的创作实践，会让他在编辑稿件时眼光更锐利，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好编发质量关。这两位年轻诗人的作品都体现了青春成长的痕迹，也表达了他们对周遭事物的深刻感受。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还是对内心细腻情感的把握，他们都做得很努力也比较恰切。厚积才能薄发，两位青年诗人需要更多汲取中外经典诗歌的营养，把自己的写作提升到新的台阶。

李少君谈到，聂权的诗歌细腻、温暖，如他诗中所写的那“一小块阳光”。在这些诗作的背后，体现的是诗人对儒家仁爱、仁义思想的体认。他的创作有着阶段性的变化，由早期的温暖色调转到近期的冷峻叙述，创作视野也更加开阔，由关注自我转向更多地关注他人和历史，作品越来越有现实感和历史感。

在评论家刘琼看来，聂权的诗歌总是聚焦那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有杜甫式的沉郁之气，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他的作品有镜头感和画面感，意象的捕捉和词语的使用都非常到位。

评论家霍俊明谈到，在聂权早期的一些作品中，诗人“说”得太多，而近期的诗作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更加注重“自我评判”和“自然呈现”的平衡，因节制而产生的力量更强大。诗人谷禾谈到，聂权在诗歌创作上有自觉意识，他既注重呈现现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诗意，又注意挖掘那些被遮蔽的诗意，试图写出日常生活和内心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有些作品处理得略为简单，没有真正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提升。彭敏的这些作品大都是在读书时候写的，其中有一首叫《安魂曲》，这么年轻就敢于去处理这么大的题材，这需要勇气。他写作的起点很高，没有青春写作的稚嫩感。

诗人王单单认为，聂权的作品非常强调诗歌的“身体性”，传递出诗人的呼吸、体温、血性。诗歌的语言要有指鹿为马、声东击西的功能，但聂权的一些作品，语言的张力和弹性不够。在诗人小布头看来，聂权诗歌的创作特点可以概括为“体现真良知”、“以小取胜”、“冷叙事”，他把小人物和小事物写出了大格局。但他应该进一步拓宽写作视野，探索更多的诗歌写作方式。

与聂权的朴实诗风不同，彭敏的诗歌则极为讲究修辞的繁复。诗人刘年说，诗歌风格与诗人的性情有关。聂权沉稳，有一股内在的定力，所以对所写的作品有极强的控制力；彭敏思维活跃，同时又有较好的学识，所以写出的作品辞藻华丽、汪洋恣肆。其实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聂权学习彭敏的语言表现力，让诗歌更加灵动、有野性；彭敏则可以借鉴聂权对于诗歌专注、虔诚的态度。

评论家王国平谈到，彭敏的诗歌呈现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困境，其中有一种虐心式的痛感。李少君认为，彭敏的作品直接处理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他将情感内化、沉淀、锤炼，并用富有格言特点的语言呈现出来，很多句子非常精彩。

谷禾说，长期以来，我们把语言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实际上语言本身是具有诗意的。彭敏的诗歌就特别专注于语言本身的诗意，但他要注意对语言的控制，不要陷入语言的迷魂阵中。

诗人严彬谈到，彭敏喜欢用特别长的句子，迷恋繁复的意象。实际上，他可以试着对作品“做减法”，以更为简洁的语言来呈现诗意。

4月14日，“生活的未知与文学的可能”研讨会在京举行，以李宏伟、马小淘、周李立的小说创作为对象，与会者围绕“青年作家”与“80后”代际命名的差异、青年作家的都市文学经验、当下文学中的“失败者”形象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讨论。

郭艳从都市文学建构的角度肯定了三位作家的探索，认为他们都是被物质社会“豢养”出的一代人，具备了真正的城市经验，都是写出了现代城市生存内部精神景观的作家。长久以来，很多作家以乡土经验书写城市，导致作品重外部环境而轻内在精神，这些年轻作家的出现将改变中国现当代小说缺乏都市经验的状况。

在赵依看来，“青年作家”一词有别于“80后作家”，不再暗示市场化、青春化、叛逆化等持续发酵的文坛现象和创作范式，具有更加明晰的美学身份。青年小说家们集体以深邃的视域察验生活本身，并在其未知的向度上尽力诠释多种可能。从家庭内部、父母关系、都市日常到爱情之虚无、城乡之错落、异乡人之挣扎，青年作家们面对时代浪潮，集中书写了那些专属于他们的压迫性叙事元素，这是生活机制赋予的共同主题，他们思考生活也渴望生活的未知。

对李宏伟的创作，与会者充分肯定他的哲学性思考和艺术性探索，认为其作品的文本形式感非常强，不是故弄玄虚的形式主义，而是对历史、时代、以及我们所亲身经历的生活的思考和回应。“先锋永远不会终止，宏伟的写作证明了这一点。”在杨庆祥看来，李宏伟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这是当下大家羞于谈及的。“羞于谈人文关怀，羞于谈对这个世界的整体判断，文学恰恰就是要对这个世界做整体性地判断。虽然他的作品存在很多细部问题，但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肯定他的写作，小说中要有‘观念’。但是，我期待他能加强日常性，将生活角落里、皱褶里的东西和对世界的宏观判断融合起来。”

马小淘近期的创作中，《章某某》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认为这篇小说既保持了她在语言上一贯的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观察生活的通透尖锐、机敏睿智，同时又多了以往作品中少见的温情和悲悯，显示出作家内在的成长。

研讨会上，马小淘的《章某某》和周李立近年来的一系列小说，也引发了关于文学作品中“失败者”形象的讨论。在《八道门》《爱情的头发》《力学原则》等小说中，周李立以探针一样的纤细、精准，捕捉时代的微澜，书写当下人的无力、虚无甚至无聊。

相对于以往作品中政治或者经济意义上的失败者，刘大先认为马小淘和周李立笔下的“失败者”，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是“爱冷淡”，他们把经济规则带到了情感生活中，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和浪漫主义的情感模式完全不同。

“仅仅谈失败者是不够的。”丛治辰认为，描写“失败者”是包括国外作家都非常热衷的题材，我们应该研究当前大陆作家笔下的失败者与台湾、香港等地作家，甚至国外的作家有什么不同。“在台湾作家笔下，失败者往往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在我们笔下，他们还在抗争，这恰恰是我们社会的希望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计文君更愿意将他们称之为“未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她认为，对年轻作家而言，需要“更新”写作资源，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们所描写的社会是否还在？我们描写的是否是假想的世界？傅逸尘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当同辈作家已经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书写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作为年轻的研究者，我们能谈论什么？当我们后辈通过文学来认识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提供了哪些文学形象？在时代情绪的表达上，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和价值判断？

徐忠志在总结发言中说，三位作家近年来成长很快，有潜力、有个性。他们的工作和创作相得益彰，在工作中密切关注文学现场，能够让他们及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创作；对创作甘苦的体会，会让他们更准确地把握作品，更深切地与作者交流，赢得作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