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散文《白墙无字》里，作家陈忠实自述，无论换过多少办公室和住房，四面墙壁从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这位用一生去“努力追寻”的作家，于4月29日早晨7点45分，因罹患舌癌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4岁。这一刻，他停止了追寻的脚步。

　　陈忠实去世引起强烈反响。自次日上午8时开始，有数千位各界人士前往设在陕西省作协大院内的吊唁场所悼念，其中有陈忠实的生前好友，也有很多与先生素未谋面的读者。作协大院里，摆满了花圈花篮，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栗战书、赵乐际、刘奇葆等中央领导送来花圈，胡锦涛、曾庆红等老同志送的花圈也依次摆在现场。陈忠实以生命铸就的荣誉之墙上，写满了沉甸甸的纪念。

　　白鹿原下“接通地脉”

　　作家贾平凹以一句词感念陈忠实：水流原在海，月落不离天。“他是关中的正大人物，文坛的扛鼎角色。”引人深思的是，陈忠实以一部《白鹿原》成就了自己的“扛鼎角色”，而这位“正大人物”实是凭着一种“笨拙”的工匠精神一步步走过来的。

　　诚如评论家郜元宝所说，陈忠实写了许多作品，都是为《白鹿原》这一本书做准备，或者都是围绕《白鹿原》而发。陈忠实的大半生在西安灞河边的白鹿原度过，从读小学到当民办教师、在公社工作，后调至区文化局工作，他没离开过那片土地。以评论家肖云儒的说法，正是这些经历，让陈忠实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构成了《白鹿原》创作的底色。

　　也正是在白鹿原下自己家的老祖屋里，陈忠实开始写《白鹿原》。那是1987年，在发誓要写出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后，陈忠实辞去兼任的行政职务回到故乡。他起初只是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在膝盖上写，直到1989年1月，他才在一张小桌子上继续写。虽然老屋破败不堪，遇到下雨天，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因为家里负担重，他也无钱修缮，以致后来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但陈忠实不以为意。他说，在白鹿原下写作，他便进入了自己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或许要到很多年后，陈忠实才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写作《白鹿原》的时代，他同时还置身于最佳的文学场。这不只是源于当年的文学热潮，还少不了同代人的激励。去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忠实坦言，小自己七岁的路遥只用了十年就攀上文学高峰，刺激他写出了《白鹿原》。陈忠实说，当路遥凭这部长卷作品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项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他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于是才有了《白鹿原》。”

　　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走出书斋“接通地脉”，在西安平原的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才开始动笔。而在1988年早春，在离祖屋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他栽下只有食指粗的小梧桐树，等到四年后他写完这本大书，树已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陈忠实写累了，就在它的荫蔽下歇息。这棵树见证了他为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长久的孤寂。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时，陈忠实不无感慨地说：“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最诚实的劳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1992年，《白鹿原》面世，这部50万字的小说展现了陕西关中农村的历史变迁。此后，《白鹿原》不仅为他赢得茅盾文学奖，小说还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至今，这部小说总发行量已超过500万册。

　　《白鹿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终成为众多读者推崇的“扛鼎之作”，要说有什么深刻的启示，该是如陈忠实引用海明威的话说的，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某种意义上说，他倾注全部心力的写作，即是这样一个寻找的过程，幸运的是，经历诸多艰辛和磨难后，在写《白鹿原》的过程中，他终于找到了。

　　在题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白鹿原》创作手记”中，陈忠实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感悟。他说，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他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毫无疑问，陈忠实有这样的认识，得益于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诚如初版《白鹿原》责编何启治所言，阅读不但使陈忠实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这在陈忠实看来，诸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张贤亮的《绿化树》等等，都是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才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追求。

　　在何启治看来，到了1985年写《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才有了突破，才接近了生命体验的深度。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写的很多作品，包括1984年写的颇受好评的中篇小说《初夏》，其实也只是写好了感人的故事，只是生活体验的产物。真实的生活故事可以感动读者，但只有写好了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生命意识中深层的东西，才能在读者心灵的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和真正的震撼。

　　某种意义上说，陈忠实诠释路遥《平凡的世界》的话，正好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他说，路遥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平凡的一个人，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执言者，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是充满血肉的情感。“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破译小说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

　　对《白鹿原》同样可以作如是观。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中，陈忠实以自己的寻根性思考，深刻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展现的人之生存的悲剧性，从而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主义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了一部浓缩性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这些都回应了他写在《白鹿原》扉页上那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生命对我足够深情”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也没有写出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他此后陆陆续续写下的散文，也更可以看作是对《白鹿原》所做的注解。在郜元宝看来，陈忠实靠一本书确立文坛地位，在普遍高产、疯狂高产的当代中国文学界绝无仅有，值得大书特书。“作者，读者和批评家齐心协力，凝聚共识，提高中国文学生产的质量，同时降低产量，这是我们纪念陈忠实最好的方式之一。”

　　虽如此，只写一本大书，却未必是陈忠实的本意。他的友人冯希哲说，陈忠实曾经计划写一部以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乡村为背景的秘史小说，搜集的材料已经有一米多厚，中间为了追踪一个重要人物原型的发展轨迹，他甚至还远赴贵州、云南，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他最终没有写成。“可能还是有心理障碍吧，如何适度把握‘文革’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恐怕还是难以逾越的挑战。”

　　冯希哲感慨于陈忠实的执着，但他坦言，陈忠实是那种“笨拙”的作家，《白鹿原》里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曾经有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搞人物索引，他拿给陈忠实看，陈忠实看后哈哈笑笑，说自己是虚构的。不管小说人物是纯虚构，还是有原型，陈忠实无疑倾心于有深入调查研究的创作。他曾说，无论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还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作家都要做到真正“深入生活”。他还举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写作的例子，卡彭铁尔为创作反映黑人移民到拉美地区后的原始生活形态的小说《王国》，选择在海地这个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长期生活体验，从而获得了成功。这未尝不是他自己写作的经验之谈。

　　事实上，对于为何不再写长篇小说，虽然经常屡屡被问及这个问题，陈忠实却从未做过正面回答。流传甚广的一则轶事说的是，某位当地宣传部的领导去看望他，试图以各种理由说动他再写一部长篇，陈忠实只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你懂个锤子”。同为“文坛陕军”的重要作家，高建群或许能理解陈忠实真实的心境。高建群说，陈忠实去世前一段时间，曾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他跟我说感到很寂寞，我安慰他说，英雄的晚年都是寂寞的，要习惯这种孤寂的生活。”

　　然而，有多少人能懂得晚年陈忠实的孤寂？虽然近年有关《白鹿原》改编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虽然他依然写文章，也出过几本集子，虽然他年初还出了新书，取名《生命对我足够深情》，陈忠实依然是孤寂的。他曾说，不管怎样，每一位作家都有他的生活场，都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谁也无法摆脱。“贾平凹的生活场在陕南商州，我的生活场就是白鹿原。”

　　但陈忠实的生活场，在他写完《白鹿原》后没多久，就开始离他远去了。在近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忠实坦言，自己笔下的白鹿原世界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的一道风景线，是西安人休闲散心的好去处，他的家乡灞桥区那一块，也变成了大学城，已经看不到土坯房，都是两三层的小洋楼，偶尔有土坯房，都是没有人住。“现在闻到的是樱桃花的香味，而不是小麦的香味了。今天的人也绝不是《白鹿原》里白嘉轩时代的人了。”

　　陈忠实晚年复杂的创作心境，正对应着乡土中国的大转型。在很多人看来，乡村文明的崩溃，正意味着对“乡土中国”书写的终结。评论家孟繁华感慨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像陈忠实那样耐着性子写乡土中国了。这不是说，“乡土中国”已经没什么可以书写的了。相反，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主题的书写，我们的作家还远远没有完成，“要知道《红楼梦》恰恰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即将终结的时候出来的。我们说‘乡村文明’崩溃了，它是怎么崩溃的，为何会崩溃的，作家要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能写出了不起的作品”。

　　以孟繁华的理解，陈忠实有着深厚的乡土生活的经验，他对“乡土中国”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要不然，就写不出白嘉轩、朱先生，还有白鹿两家的纠葛。“后起的年轻作家应该继承陈忠实的遗产，深入去挖掘认知。无论把它当做挽歌来写，还是当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符号来写，都应该深入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望乡’的写作，‘乡土中国’的书写还远远没有被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