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返回北京的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法国诗人维克多·谢阁兰的诗集《碑》。谢阁兰的诗集中有一首诗叫《请求》，最后一句是：“美丽的少女，请不要开口”。谢阁兰引用中国典籍《诗经》中的句子为其互文。“月出照兮，劳心惨兮”，美丽的少女牵动了诗人的相思之情，以至于他愁肠百结。但是在谢阁兰的诗歌中，少女从被看的客体变成了能动的主体，她被诗人带有现代性的眼光激活，成为了一个集世俗化的少女和神话般的女神为一体的活物，她不仅被看，同时也积极地加入到这一场由你我他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对话。

谢阁兰写作这首诗的时间，大概在1909到1912年之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晦暗未明的时刻。但恰好是在这个时刻，一个来自于法国的、代表了当时发达文化的欧洲人谢阁兰却一头扎进中华文化的腹地。他不仅学习古典汉籍，更重要的是，他还以一种少有的现代科学精神，从事着艰难的文化考察活动，从1909到1917年间，他曾三次来华，前后寓居中国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数度远足，对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等贫瘠落后的区域进行实地走访考察，并写出了《碑》《西藏》《中国西部考古记》等一系列创造性作品。

之所以提及谢阁兰，是因为谢阁兰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化交流甚至是比较文学的意义。他沉潜于中国文化之碑的时刻，正是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欧文化的时刻，鲁迅甚至说“最好不要看中国书”。但吊诡的是，在鲁迅的生命中，他也曾花费巨大精力抄碑拓文，整理古籍，并在对古圣先贤的追慕中直击现代中国的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谢阁兰的选择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在担当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的使命之时，他们都选择了背离固有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框架，在一种更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中来观察自我和世界，并因此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坐标。

这是文化更新的秘密。早在2300年前，孟子就曾经如此评价孔子，他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也。”当代学者汪晖从公理和时势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集大成并非只是搜罗往圣之遗迹，更是用巧夺天工之手进行创造的活动。”也就是说，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创造行为，总是通过对知识的越界，在一种独特的历史性中展示文化的普遍性。年轻的谢阁兰穿越了1920年代众多浮泛的意识形态话语，在那些话语里面，古老的中国文化已经没落且失去普遍性意义——他深入到文化的根基，创造性地发现了古国的文化在其自身起源的最深处依然生机勃勃。所缺少的，不过是那些巧夺天工之手。同样，在鲁迅那里，“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既是一种大胆的拿来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有抵抗的改写和吸收，魏晋风度和药和酒和尼采和珂勒惠支和普列汉诺夫，都是化腐朽为神奇，天工开物，重造文化和自我的时刻。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这样的努力和奋斗前赴后继，从未断绝。

1919年，谢阁兰死于法国的小镇厄尔瓜特，临死前还在努力写作《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同样是1919年，冯牧先生诞生于北京。他精通英文，熟悉西方经典，同时又热爱传统，曾与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切磋技艺，研习中华帝国最精粹的表演艺术。谢阁兰和冯牧的生命并无交集，但是，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症候。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动荡的文化语境中，他们都以一己之力加入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之中，并努力将晦暗不明的时刻呈现为一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图景。

时至今日，跨越100年的时光隧道，历经数代知识人的努力，这一文化图景正逐渐展开她炫目的光谱。但是，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运伟大之思者，行伟大之迷途。新的隔绝、固化、浅薄和新的进步、创造以及革新总是相伴而生。在一个后技术和娱乐狂欢的时代。科技分工所导致的窄化和短视使得知识人丧失了发言和对话的能力，那巧夺天工的创造性时刻，也像幽灵一般不肯轻易附着于具体的个人。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冯牧那一代人所面对的时刻，有一种巨大而无用的静默躲在我们这个喧嚣时代的背后，就像那些秘密的碑文：它在其他语言中找不到回响，也不能用于日常交流……但是，它们不屑于被诵读，它们不需要嗓音或者音乐。它们不表达，它们存在。这是自我深处认知的光辉……它们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接近，但精华只留给少数人。

这少数人是指向无限的多数人的少数人，是将无限性纳入有限性并重新创造出无限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