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第六场：诗歌主题沙龙

主题：诗歌写作的基本要素和进入写作的途径

时间：2018年1月10号15：00—17：00

地点：广外白云山北校区三教422

主讲嘉宾：杨克

嘉宾简介：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和“民间立场”写作的诗人

主持人：伍方斐教授、林炜娜博士

主持人伍方斐向同学们郑重介绍了诗人杨克，认为杨克诗歌中一大特点地比较好地处理了民间与官方的关系，融合了底层与主流的声音，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起者，始终坚持以民间立场来推动中国当代的诗歌运动，以诗歌创作消解了诗歌与民间的各种对立，记录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是唯二以诗人身份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的创作者，另一位是舒婷。

另外，作为多年主编中国新诗年鉴的大诗人，杨克在文学界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对于新锐的90后作家以及近期对科幻文学格外关注，曾经八年在小、中、大学言传身教地普及诗歌，这样敏锐的前沿意识，对于所有的年轻诗人都是福音。

在沙龙正式开始前，伍方斐老师宣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正式聘任杨克 为创意写作中心导师，中文学院副院长李斌为杨克颁发聘书。

01

诗歌是欲说还休

杨克以与同学们息息相关的创意写作专业开场，认为这个专业在国内起步晚，但关于文学创作的包容风气却由来已久，朱自清就曾经允许自己的学生以一本诗集作为毕业作品，而那位学生林庚后来成了北京大学一位有名的教授。诗歌不必太仔细，每个人最早催生的写诗欲望，都是因为读到诗歌，内心痒痒的。

诗歌隐隐约约明白就行。

杨克为同学们朗诵诗歌《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认为写诗就是欲说还休、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的感觉。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兼学者，他发现，学者和批评家喜欢的诗歌，与大众喜欢的诗歌，是不一样的；大众喜欢的诗歌，往往能让读者容易产生代入感，舒婷的《致橡树》就和李元胜的诗歌一样，适合任何一个男生或女生念出来；而部分学者认为其诗不够深刻的徐志摩，他的诗性直觉以及诗语灵性非常人所及，“诗歌是有声音的”。杨克告诉同学们，在剑桥的湖畔有一块石头，上面就刻着“轻轻地我走了”，一个学生送给母校的。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孙子也曾公开朗诵一首写给林徽因的诗歌，在诗歌面前，一切具体都可以变得朦胧，变得欲说还休。

至于学者与批评家青睐的诗歌，常常有着更独特的角度。杨克给同学们举出哈金的处女作《死兵的独白》和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以解释这类亡灵视角较全知叙述视角的新鲜与陌生，这是杨克此前没有考虑过的创作手法，因此作为学者和批评家，这一类的诗歌能带来新的感受。

但杨克老师也强调，文学是一种创造，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 ，他自己也曾经追随过所谓的标准，但很快摆脱了。

诗歌是无用之用。

在剑桥大学，有一颗石头刻着“轻轻地我走了”，门票九英镑，徐志摩凭一句诗，为剑桥大学创造一笔不菲的收入；

中国所有古建筑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没有一个是因为科技含量，而是因为诗歌，

岳阳楼一代又一代地修缮、重建，就是因为《登岳阳楼》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滕王阁成为盛景，全因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西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白娘子，因为“淡妆浓抹总相宜”；

什么是文化？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杨克说，文学是无用之用，文学和艺术，随着时间越久，就越能显出它们的价值。

因此，杨克还对创意写作的学生表达了寄望，并提起几位科班出身的写作者：严歌苓、哈金，以及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他特意详解，哈金的成功与机遇有关，但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创意写作的学生应该以大诗人、大文学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无论是口口相传的诗歌，还是学者与批评家喜爱的诗歌，都能够创作。

正如李白既能写“梦游天姥吟留别”，也能写“床前明月光”。

诗歌是想象力的写作。

杨克强调，诗歌是一种想象力的写作。诗的语言是一种比喻性的语言。

许多成年人写的儿童诗歌有着模式化的通病，“从春天写到冬天”，表面上有创造性，而真正童言无忌的诗歌能让人耳目一新，并为同学朗读并解析四年级学生郑纬华的诗歌《我看清了风的形状》。

在自己关于祖国的诗歌《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中，杨克详细分析，石榴象征着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多子多福”；“向阳的东部和背阴的西部”则象征中国发达的东部和欠发达的西部；“石榴的一道裂口”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一些人在受苦，还可以更好。

“诗写的不是一种概念，而是意象”，而缺乏意象且泛滥概念，正是许多初写诗的人易犯的错误。杨克告诉同学们，意象与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于概念，人们往往有着相对一致的认知，比如“善良”，“美丽”；而意象却存在着多种解读的空间，如李商隐的一首诗，可以解读为爱情，也可以解读为奉献，都是对的。

诗歌是一种声音。

杨克说，诗人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诗歌的声音，文学性其实就是一种腔调，语言给人以文学性的感觉。来源于民歌的诗歌，更应该注重语音语调，如萧红认为“处处”好听，并不在于它比到处，各处的意思更好，而是声音更美妙；海子的“从明天起”未必如燎原和谢有顺等批评家所说，是一种清空今天的悲观，很可能是比起“从今天起”，诗人选择了更高远更有意味的句式“从明天起”，更感觉“文字比表妹漂亮”这是诗人的无意识；因为诗人常常头脑中出现几个好的句子就开始写了，而非整体构思清楚才写。鲁迅曾经写：“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这一句乍看啰嗦，实际上放缓了视觉移动的速度，准确传递了作者凄婉的心境。

在香港纪念杜甫诞辰时，大陆学者注重诗人忠君爱国的品质，而台湾学者则着眼于“即从巴峡穿巫峡”，认为这句之所以都是开口音，是因为杜甫正在”涕泪满衣裳”，嘴巴张着发声，方漫卷诗书喜欲狂。

杨克朗读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和顾城的《墓床》。

02

诗歌与翻译

诗歌翻译也是创造。

杨克以自己的诗歌《地球·苹果的两半》为例来讲述自己对诗歌翻译的理解,在这首诗中，他使用了“苹果”“上帝”等意象，正是考虑到苹果在西方特殊的文化背景，越是具体的诗歌，越容易翻译。

在杨克的诗歌被外国学者翻译时，对方会因为“风”字向他求证，究竟是微风还是大风，还是飓风。

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将他一首诗的题目《最初的声音》翻译成了更有创新意味的《原音》；由三原色，故可创一个词;原音。至于“脚趾缝”，日本人则有翻译成“猫的额头”，因为后者是他们用以形容狭小地方的比喻。

杨克说，翻译也是在创造，它失去了一些，但也创造了很多，有时候，二流文学能翻译成一流的，有时候，一流不慎也能翻译成三流作品，但无论如何，诗歌翻译 麻烦的。杨克还表达了自己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在翻译上吃亏的惋惜。

诗歌的语言直觉能跨越翻译的障碍。

杨克老师现身说法，告诉同学们，诗歌培养的语言直觉，曾经让不懂外语的他解决了两起问题。

在他去哥伦比亚参加诗歌节时，在机场听见广播里一长串的西班牙语不知所云，只听懂了自己的名字，跑去询问，却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而他以一个诗人的敏感，看懂了工作人员的意思：行李抽查，于是立刻前去一个小房间开箱受查，最终顺利登机。

而在荷兰坐轻轨去梵高博物馆的时候，因看到不同票价，只好猜成一站一元，一个当地人说了半天，同行的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再次靠着语言的直觉，懂得了眼前这位荷兰人是告诉他们，票价不需要这么贵，一人到终点一元，多人打折，6人并不需要6元。

杨克为同学们朗读诗歌《人民》，并表示，在写作中，自己也更喜欢李白式的随性创作，尽管讲究推敲的小宗诗歌他也表示致敬。

杨克认为，唐诗之所以能流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诗三百首》，口口相传的诗歌未必有多推敲精致，但流传能赋予诗歌长久旺盛的生命力，而中国的现代诗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唐诗三百首”，于是杨克为孩子们编了一本现代的诗集《给孩子的100首新诗》，里面收录了99首经典新诗，最后一页则留给小朋友。他说，口口相传是诗歌的本质，“新诗应该有一些句子进入生活。”

03

诗歌和反诗歌

杨克说，所有诗歌本质上只有两种，诗歌和反诗歌。

他朗读八岁孩子的诗歌《挑妈妈》

口语诗是后者的典型流派，在上世纪80年代，杨克也曾经写过口语诗，他朗读了自己的《夏时制》，表示口语诗在80年代能成为一种风气，是因为当时的诗人太知识分子化，于是需要口水去中和，而如今满大街都是口水诗，有些矫枉过正。他坦言，坚决反对口水诗，因为任何一种诗歌还是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在近年的新诗年鉴，杨克改变以往的态度，排斥了许多口水诗。

他赞成张曙光所说，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叙事只是一种写作策略，有助于表达新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剔除了旧有抒情方式中陈腐的因素。

杨克很喜欢李白，因为他不推敲。杨克更喜欢举重若轻地写法，读起来快意一些，这与口水诗并不一样。在他看来，古典诗歌讲究推敲一路，都端着架子，太看重自己诗人的身份，他不反对，但更喜欢自由的东西。

诗歌中存在着游戏精神。

无论是《汉乐府·江南》还是《一去二三里》，还是藏头诗，都说明古典诗歌里充满了文字游戏，而这样的游戏精神，在新诗中也并不缺乏，杨克陆续朗读欧阳江河《手枪》、伊莎《结结巴巴》和自己的《热爱》。

但同时他也认为，诗歌要有力量，不要全是技术和修辞。杨克觉得，每种写作都有好坏，写诗不是爬珠峰，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诗歌比所有人的优秀。

创作诗歌是爬五岳，有人爬泰山，有人登华山，每个人把自己的那座山爬到顶峰，就是极致。

提|问|环|节

问：《在朗润园采薇》这首诗跟您其他的诗歌区别很大，有历史的重心感，追溯历史的场合，对照当下的渺茫，然后转回去讲现在的雾霾，出现很大落差，请问这样的处理有什么意味？

答：我被聘为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的研究员，参加成立活动，把北大的诗歌历史写出来了。我是一个有现实感的诗人，北京确实有雾霾，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跟我个人写作风格有关系。第二，我又是一个综合性的诗人，写各种各样的诗歌，一首诗不是尽写现实，应该写得丰富一些，开阔一些，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问：您说我们通常站在活人的角度写，但如果以死人的角度写，需要很强的想象力，可我们的固有思维就是活人这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跳出这个思维框架？

答：一个好诗人，要有几首诗歌流传，因此要写出几首跟别人不一样的，难度很大的，但每个诗人大部分也还是烂诗。全都写得好，这个我们可以作为追求，比如余光中的诗歌最好的还是白玉苦瓜，但是乡愁也不说不好，也是好的。不必时时都跳出来。

问：请问老师，您觉得对诗歌来说，是怎么写更重要，还是写什么更重要呢？

答：优秀的诗人会关心怎么写，但是伟大的诗人一定还会关心写什么，我曾经认为怎么写很重要，但今天我认为写什么也很重要。现在很多诗确实存在散文化的倾向，感觉它们的区别就是一个分行，一个不分行。但这不是分不分行的问题，它们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诗歌写的是当下片刻的感受，散文写的是已经发生的故事，作者必须亲历过后才能写；还有就是，散文的语言是描述性的，更客观的，但诗歌的语言是感受性的，比较主观，同样是写喷泉，散文可能要描述那个泉眼，泉眼周围的龙头，但诗歌就一句：水站起来了。

问：有人说诗歌还是要有神性，诗性，但有些诗的生活性更强，请问关于评判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

答：这种高下之分是不成立的，每一种写到极致的写作都是了不起的，当然这跟个人的阅读趣味也有关。一个人的诗歌不可能所有人都叫好，如果是这样，那你的写作也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理解诗歌，写作就是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如果孤行得够好，就是好的。

问：您刚才也提到，中国诗歌国际化是很少的，但是日本有一位诗人谷川俊太郎，他的诗歌也比较生活化，可在国际上也很有声望，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答：文学存在翻译问题，从全世界来说，最占便宜的当然是英语了，根本不用翻译，就有一百多个国家能看懂，我没有读过谷川俊太郎的日语原版诗歌，他年少辍学，十六七岁就开始写诗，一直畅销，畅销到八十六七岁了，我刚才说过，流传性广对于诗人的名声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原因，也可能是一些诗人的创造性表达太多了，大家不容易接受。

问：您的杂志近年开了个新的栏目《科幻小说》，请问是要开始接收这一类的投稿吗？

答：我可以跟你们系统讲讲我们这个刊物，它是全中国发表90后作品最多的杂志，连续几年，有几百篇，而且是中国唯一一家不是编辑发稿的，通常是这期发表作品的90后作家来推荐下一期的年轻作家，而且在90后作家群里投票表决，稿费都是统一的，比如诗歌25元一行，文500元，但有读者投票，编辑部打赏，获季度和年度打赏的作品一千字达2000多元。至于科幻小说，我认为科幻代表了近年中国文学的某种新元素，我对新元素都比较接受，欢迎大家来投稿。

主持人伍方斐总结了嘉宾杨克的座谈，认为杨克作为创作者，弥补了学院派老师在教授诗歌的过程中缺乏的敏锐意识和创作经验，希望已经成为创意中心导师的杨克，下次能有机会与同学们更详谈自己的创作经历。

伍方斐表示，由于文学特质，诗人可能是所有文学创作者中最偏激的一个群体，而杨克以自己生动的、睿智的、博学的、包容开放的讲述，让我们听到了一个诗人多元的愉悦的声音，同时也认为，在广外，同学们本应该对诗歌的国际化，诗歌翻译等领域更加了解和关注，希望同学们能有意识地要求自己不断进步，要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只是阶段性的。

最后，杨克与同学们合影留念，此外，还为广外创意写作中心题字，留下墨宝。本次沙龙在杨克老师的墨香中圆满落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的前身是成立于2012年的创意写作工作坊，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讲座教授、著名作家毕飞宇揭牌并担任名誉主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的职能包括邀请国内外作家、学者及创意产业专家担任创意写作导师，举办讲座、论坛、沙龙、工作坊、工作室等；主办或承办与创意写作相关的竞赛、征文、节展等文学文化活动；孵化、征集和推荐学生作品发表、出版和持续开发；主持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研究，召开学术论坛、年会等。

2012年以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聘请了王蒙、毕飞宇、韩少功、陈晓明、李敬泽、朱大可、薛忆沩（加拿大）、萧萧（台湾）等60余位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资深创意人担任创意写作专业导师，举办了一百多场讲座、沙龙、论坛、诗歌节、影展画展等文学艺术活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内地首个开设汉语言文学（创意写作）本科的高校。创意写作中心将服务创意写作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意写作核心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