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诗歌文本都是半成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审美再造，其价值才会最终实现，因此受众及传播则可谓诗歌得以流传的关键。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传播语境并不理想，商品经济、大众文化与学历教育的“合力”挤压，使诗歌生产、诗歌传播经历了一段边缘化的厄运。诸多报刊消减诗词的版面，诗集出版数量锐降，出于盈利目的的影视节目生怕沾上诗词的边儿，甚至几乎每年高考试卷“作文”题的题干说明中，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文体不限（诗歌除外）”的尴尬。一句话，诗词的传播渠道被严重地堵塞了。

新世纪后，诗词创作与传播出现了种种“复兴”的迹象。自2016年开始，中央电视台连续推出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更让诗词在老百姓中“火”了一把，引发了一场诗词狂欢，主持人、嘉宾、选手与观众互动，“品千年诗韵，阅百味人生”，传统文化魅力尽显。今年央视又推出一档诗词文化音乐类节目《经典咏流传》，和诗以歌，诗词与音乐联袂，主持人、经典传唱人和鉴赏人强强联合，收视率火爆。而近两年此起彼伏的四川卫视的《诗歌之王》、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浙江卫视的《向上吧！诗词》等，推波助澜，使全社会的“诗词热”居高不下。这种“盘活”诗词的尝试，强化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也给当下诗歌如何实现有效传播、提升社会的诗意氛围提供了方向上的经验启迪。

诗词传播重在跨界

要提高诗词传播的有效性，应从诗歌文体的优长与局限出发，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大胆地进行跨界。20世纪是文化艺术交叉的时代，在“此在”经验的占有性和处理复杂事物能力方面先天不足的诗歌文体，为继续生存，已自觉向小说、戏剧、散文等寻求技巧援助。而诗歌传播手段也相应调整，如果还一味地靠口头流传、课堂讲授、选本编辑、配乐朗诵，乃至音乐电视制作，走传统传播路线，已经提不起受众的兴致，所以必须更新手段，尝试“跨界”传播，为传播内容配备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恰切传播形式。《中国诗词大会》的成功即在于找准了新旧媒体之间的融合点，扬大众流行文化之长，以央视媒体之“电”为核心传播源，建构“广、电、报、网、端、微”六位一体的联动模式，实现传播渠道上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博客、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的多方配合，迅捷及时，反馈便利。再佐以绚丽大气、光影投射的舞美设计，传统或现代元素洋溢的背景音乐、精妙机智而又诙谐的主持朗诵，飘逸灵动、诗画一体的感官氛围，以及“飞花令”、看图猜诗等游戏细节，轻松娱乐和传统诗词遇合，流行文化同明星效应共生，向来高高在上的诗词从书斋的“天空”被请到大会现场的“地面”，确实使观众在身心享受中品尝了诗词文化盛宴，提升了传播的看点和趣味性，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日常娱乐与文化传播相得益彰，效果可圈可点。

与向大众文化扩张并行不悖，诗歌传播向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合理跨界更应提倡。诗歌与音乐、舞蹈原本混沌一处，有很强的可唱性，中外文学艺术史上也不乏“歌”诗创作，2016年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愈发证明了“歌”“诗”结合、严肃文学通俗化的合理合法性。《经典咏流传》收视和口碑俱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诗与音乐的跨界结合。节目主创坚守时代性和时尚感原则，用流行音乐方式把经典唱出，开拓出一条经典传播的新途径。其中清代袁枚的诗作《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本来知道的人并不多，但经过支教的青年教师梁俊谱曲、添充衍生和传唱，被“唤醒”后却人气爆棚，许多人共鸣其生命力的同时，也在无意中“让经典再一次流行”。再如海子的《九月》，通过民谣歌手周云蓬优美而悲怆的创造性演唱，对生存、死亡和时间的思考，得到了更加完美的诠释，甚受青年喜爱。周云蓬以吉他演唱黑大春的诗《不会说话的爱情》，和鼓声、小提琴声“混搭”，实现了诗与民谣、摇滚的艺术同构，也是成功的范例。诗词一经向音乐跨界，仿佛被插上了“翅膀”，拥有了获得飞翔姿态和美感的可能。

至于诗歌向戏剧跨界，早在现代时段闻一多、袁可嘉就有过理论企望，而后不断有人做诗歌戏剧化的实验。1994年北京“戏剧车间”导演牟森为诗建“场”，把于坚的长诗《0档案》搬上舞台，几个演员不带情感色彩的日常行动重复，外化出档案对人成长的钳制，积累了以戏剧方式处理诗歌文本的视角和经验。近几年李轻松着力做诗剧实验，她的《向日葵》由张旭导演、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演出后，因肢体语言、多媒体与歌舞的共融互动，诗歌趋于或舞或唱或静的状态，演出效果良好。在这方面，从容开辟的“中国诗剧场”与“第一朗读者”尤为出色，她多年探索如何使诗歌大面积、多方位走近读者的途径，最终找到了诗歌要与戏剧乃至其他艺术嫁接的“跨界诗歌”对策。前者是让诗歌传播成为有某些戏剧情节、人物贯穿的朗诵，用民歌歌手、舞者、二胡、小提琴、钢琴演奏以及戏剧场景衬托，珠联璧合；后者是在开放式场所，通过朗读、戏剧、音乐、点评环节，让公众听见、看见、热爱、领悟诗歌，以先锋化的立体呈现拓展诗歌的传播空间，增加了传播的实验色彩。因为它们谋求内容、渠道和平台间的内在融合，双双被誉为新世纪影响最大的跨界尝试。

诗词传播需要拓宽渠道

如今诗歌发展境况丰富而复杂，完全靠传统的传播手段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及时地更新传播手段，力争最大限度地保证诗歌无时无地不在传播的状态，就成了一种相对理想的选择。如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考虑，适时地举办各种诗歌节或诗歌大赛。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青海湖诗歌节、李白诗歌节、《中国诗词大会》等，都对诗词的传播推广做过积极的尝试，特别是连续三季的《中国诗词大会》几乎达到了全民参与的程度，仅“《中国诗词大会》为你度身定制的古诗词”那种新媒体互动方式就因新鲜、个性十足，在第二季的同步答题互动量就达五百多万人次。

又如诗词吟唱也是比较可行的形式，它不是念诗，也不是朗诵，按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阐释，这种吟诵法是用特殊的声韵规律吟唱古诗词，用一种最符合其声调节奏、声律特色的方式，将诗歌抑扬顿挫的形式美传达出来。实际上它也是对古诗吟唱传统的自觉性修复，像东北的“古典诗词吟唱的新媒体传播”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组，即通过现代的记谱方式和专业的音乐编配、制作模式，以及“文人唱诗”的演绎手法，统筹编曲手法、现代和声和数字音频技术，融时尚与经典于一炉，使古典诗词通过吟唱重放艺术美感，并借助网络新媒体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广泛传播。

再如随着微信、微博在互联网领域地位的攀升，靠微信公众号与博客传播诗歌更自由便捷，覆盖区域十分广阔。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公众号就很好地沟通了读者和诗词，令诗词顺畅地进入了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在《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梁俊和梁越群传唱的小诗《苔》首播亮相后，一夜“刷屏”，演唱视频全网播放量居然超过5000万。博客的传播力量也不可小视，2008年汶川地震的次日，沂蒙山一位作者创作的《汉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上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600万人次的点击率。从这些微信、博客的诗歌传播中不难看出，人间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当下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更在呼唤着好诗。

诗词传播宜坚持经常

诗词传播要从娃娃抓起，让读诗、诵诗、写诗、评诗成为常态化的习惯。一个民族的诗性思维养成，一个社会的诗意氛围营造，均非一朝一夕之事，它必须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所以不能“一窝蜂”地搞突击，一有电视竞赛节目或创作大奖评比激发，就火爆异常，频频模仿，热过了头，而一旦没有活动和功名支撑，就搁置一旁，默无声息了。相关的教育部门也应该注意培养孩子们从小即喜欢、接近和诵读优秀诗歌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让那些诗歌“润物细无声”，内化为学生的一种思维乃至心智结构。同时当下学校诸多教师“旧瓶装新酒”，用传统诗词的解读方法应对新诗的怪异现状，完善新诗教育方法，这样才能确保诗歌的有效传播和传统文化的彰显。并且诗词修为与素养的形成乃长期、系统的工程，不是背诵、吟唱多少首诗歌就能够解决的，它必须凭借反复的诵读、赏析尤其是创作的多方联动方可完成，唯有如此古诗词与新诗经典才不会在根上断流。从这个向度上说，有几个信息是令人振奋的：2017年广东小学生诗歌节在佛山市启动，鼓励小学生赏读、创作诗歌；2017年高考全国文综卷Ｉ第40题围绕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的“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设题，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今年中央美术学院考试中，中国画专业考题之一是“书法创作考题：自作咏春七绝一首”，考题要求标注诗文（30分），书写（70分）。这三则信息说明，诗歌传播已经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够从根本上抓起；诗歌传播已经不仅关注传统文化与诗词的关系，还关注了古代经典如何向现代进行转换；诗歌传播已经在局部超越读、看、听层面进入写的阶段，正在创作实践的训练中将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落到实处。而这些是否可以理解为“盘活”诗词，进行诗歌有效传播的最佳时机已经悄然到来？

当然，诗词传播要从接受对象出发，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如“吟诵”需要有相当水准的音韵学专业知识做支撑，要求极高，不宜大面积推广；传播方式上可以和娱乐路线结合，但一定要有度，不能为迎合时尚与受众心理放低身段，更不能有了娱乐丢了诗；传播还应常态化，切忌忽冷忽热，过分哄抬诗词或贬低诗词的行为，其实都有损于诗词的灵魂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