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出版周期，我以为《滤》这本诗集的出版，不会如此快。现在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筹措出版，多少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天帮忙，地帮忙，而实实在在的是朋友之力呀。但是书出来，就像生下一个孩子，做父母的，只是打心底里喜欢，至于将来长大，究竟有没有出息？能走多远？能做出什么业绩？成为平庸的人，还是有作为的人？那都是后话，只有天知道，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大可以先“哈哈哈，今天天气很好”。目前，管不了那么远的事，只要孩子保证没灾没病，身体健康，就是阿弥陀佛。至于书中所收编的诗歌究竟写得好不好，能否传播开去，时间的穿透力有多长，朋友之力量再大，却又是帮不上忙的，最终还待市场、读者、时间的检验。

《滤》是继《屐红高跟鞋的雨》后，我正式出版的第二本诗集，两本诗集的出版时间间隔并不远。而两本诗集所收诗歌，都更多地侧重于时间的感慨和人生的体悟，略有不同的是《滤》所选诗歌，相对《屐红高跟鞋的雨》，似乎更为厚重、沉稳一些，而《屐红高跟鞋的雨》似乎更为明丽，《滤》的个别诗歌甚至有些铅灰的色调和重量。《滤》所选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也没有《屐红高跟鞋的雨》大，多是近几年的创作，《屐红高跟鞋的雨》还少量收有十多年前的作品。但即便如此，两本诗集同样是我心里流出的血。我也知道，诗歌写得多，只能代表勤奋，并不能代表诗歌的质量和纯度，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就仅仅写了二百多首诗歌，却征服了整个世界，那是他精益求精的结果。

常规说来，诗歌更偏爱青春，缪斯更青睐年少的“天才”，就像张爱玲说的“出名需趁早”，所以到了我目前这个年龄，人到中年，“突然”出书、出诗集，身边的人多少都有些“诧异”，一是不觉得我是个会写书、会出书的人；二是不认为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我，怎么会突然写起诗来；三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绝对属于“沉默的太多数”，突然发声，像噪声，多少应该有一个正常的过度，让人家接受。所以我也借此机会，重新反省了一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那种心智、身体都发育相对迟缓的人，不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很会早慧早熟。到现在，遇事，我时常还是要“愤怒”，犹如一个“愤青”，没有学会稳重和克制，常不舍理想主义和幻想，时时被人或自愧“幼稚”，经历过如此多的世事和人缘，竟然没有一点“成熟”可能和表现。回想起来，我出生在湘西通道县一个偏远的小乡村，童年是在一个叫坪阳乡的地方渡过的。坪阳是个许多人都感觉陌生的偏远地方，是个至今仍然充满“再生人”等神奇传说的一个侗族人聚集地。家搬到县城双江镇时，我已是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直到上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才迁到怀化，所以我血液里是暗暗流着一点乡村的血的。记得小时候，我一口流利的侗话，常充当父母与村民的“翻译”，而现在的我想说一个词，却已不能。我一口流利的通道县溪话口音，也被时间洗得干干净净。

我时常怀疑自己是被坪阳村子里的妇人放过蛊的汉族孩子。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被诱惑，吃过村子里那个妇人给的什么东西后，就莫名地大病一场，近半个月的发烧，做恶梦，输液打针都不管用。后来，没法母亲让父亲背着我，走山路，赶长途汽车，进城，送县医院去看看。到了县城，也没进县人民医院，居然喊肚子饿，吃了街边的一碗小馄饨，病居然就奇迹般地好了。回到村子里，那妇人看到我很是诧异，问说：“你的病好了？”，多年来，我一直没想通，她怎么知道我病了？虽然如此，我仍然常怀疑我身体里藏着的蛊毒，像一枚胶囊，随时都会破裂发作。蛊死，我也将死去；我活着，蛊也将不会死去。而诗歌，就是我深藏在体内的蛊虫的某种分泌物而已。

此后，我的体质一直比较弱，瘦瘦精精，心智愚顿，身体发育也比较迟缓，青春期的荷尔蒙似乎分泌也不足，直到上了大学，暂时离开怀化，才尝试着学抽烟、喝酒，但也没学会。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慢慢才明白男人为什么是要抽烟、喝酒的。也正因为这点“迟缓”，直到３５岁，我才结婚，终于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安定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也许正因为这种踩不准“步调”的生存方式，才到现在这个年龄“突然”地重新开始写作和出书，重拾少年时的梦幻，重新开始做梦，也许奢望着一点“后发优势”。

按常理，只能说年轻更容易接近诗歌，但真正的诗意无关于年龄。上世纪９０年代前后，从诗人海子的自杀，顾城的自杀，王昌耀的自杀，诗歌竟然成为杀死诗人的钝器，迫使很多人与诗歌保持着“距离”。多年来我常想一个问题：“诗歌既然无法拯救诗人自己，拿什么拯救他人和世界？”那时候，很多人开始远离诗歌，远离潜伏在诗歌背后的“负能量”。从那时候到现在，有多少人一直在坚守？而２０１５年诗歌似乎是突然进入微信时代，又突然热闹起来。而今年恰是离胡适先生于１９１６年留学美国开始创作《尝试集》，开创白话新诗传统，时间正好百年，我凑巧在这个时候出诗集，并没有赶巧凑热闹的心理。因我并非“圈子”里的人，诗坛的纷扰和争论，与我自然也没有多大关系。作为身在企业中的一名普通职员，整天陷于繁琐文案工作之中，每天中午我已没有午休习惯，而是在办公桌边读书，或写我的诗歌。当我在办公室里端着茶杯，望着窗外，有时我也在想，地球另一边，当年作为小职员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捷克作家弗兰兹·卡夫卡，也和我一样，是时常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的。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