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合自己多年来孤独的文本实践来讨论这一话题，在我的视界中，它不再是当年的政治抒情诗，而是一种新政治抒情诗。

“写什么”为什么成了问题

对于诗人，“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对艺术本体而言，诗歌更重要的是“怎么写”的问题。那么，将社会政治排斥在诗歌之外何以又成为问题了呢？

1、自觉的逃避。回顾100年的中国诗歌史，当许多诗人津津乐道地从西方学来的诗歌被西方诗歌“合并同类项”合并以后，剩下的可能就只有政治抒情诗这种特殊的诗歌样式了。尽管其有着拜伦、雪莱以及苏联革命诗歌的影响，但是中国诗人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以“权威发布人”的艺术身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时代的“号筒”，或传达对重大事件的情感、态度，或为社会政治诉求寻找一种诗意的表达。有的政治抒情诗在为政治“代言”或“服务”的过程中失去了诗人主体——他的个性、艺术秉素和独立思想。在多变的政治运动中跟随过紧的诗人，往往在政治发生突变时处境尴尬。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尴尬”，导致许多诗人在深刻反思的过程中，纷纷逃离政治现场，不愿意触及政治，好像一触及政治就触到了内心的伤疤。有些“逃离者”忽然发现，解构远比建构更容易，事实上，朦胧诗初期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与特殊年代的“我相信，我相信”艺术指向是一致的，这种逃离只有那些真正有个性和感情的诗人才懂得其内涵。

2、刻意的回避。也许是前车之鉴的原因，后来的绝大多数诗人都对政治保持一种警惕，不愿意触碰。同时，文本本身的缺陷也成了回避的原因。一方面，有的诗人为了迎合某些活动，将诗歌写成了宣传品；另一方面，不少诗人为了完成某个组织或者某个机构交代的任务，不得不专注于单一的抒情或叙事，不得不被叙事、细节所裹挟，复述新闻类题材，将诗歌独特的深层情感和智性意义蒸发掉。这些诗歌往往止步于类聚化的时事性抒情，不能对本真的事态过程进行“细写”，也不能对人的经验、生存真相进行智性揭示。因此，在许多“诗人”看来，政治抒情诗就是为了迎合朗诵和表演的应景之作，如陈旧的“老干体”、时事的“新华体”、讲述的“晚会体”，此外就再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抒情诗。因此，即使面对汶川大地震这样撼动人心灵的大事件，也很少有佳作问世。正如陈超所言：它们以夸饰的宏伟激情，试图对称于题材的宏大，但多数给人以大而空泛的感受。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诗人情感不“真诚”，但由于缺少对诗歌之道的自觉，他们在不期然中走向了“真诚”的反面。由此，也导致更多诗人对政治抒情诗敬而远之、刻意回避。

3、导向的规避。当重大题材、政治性内涵以及宏大抒情方式等文学元素被无情地拒绝后，诗歌创作的日常化、私人化、市场化，以压倒之势占据了诗歌领地。随之而来的是接受主体趣味的变化，“异味”与“正味”互换，似乎社会历史一插手，就觉得诗歌不纯了。在导向上，面对政治不但是多数诗人“失语”，一些刊物除了应付性地发一点“节日体”诗歌外，政治抒情诗基本“失踪”，批评家和各类评奖也对新政治抒情诗的有益探索视而不见，有选择性地“失明”。这样一来，批评家规避政治风险，出版规避政治风险，评奖规避政治风险，大家都不去细读新的政治抒情诗文本，都不在提高艺术判断力和政治鉴别力上下功夫，而是表现出“集体失明”。

新政治抒情诗“什么样”

诗歌进入了新时代，新政治抒情诗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有新的追求和新的表达方式。在我的想象与期待中，新政治抒情诗应该是这样的：

1、个人性与公共性平衡。政治抒情诗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人性与公共性、大我与小我这些一直以来纠缠不清的关系。新政治抒情诗，首先应该达到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平衡，应该是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诗歌书写中，既获得深刻的个体独立性、生命意识和现代感受，又不迷失于公共空间对个体世界的生存挤压和意志剥夺。不论“写什么”，诗歌就是诗歌，它不是新闻的诗性书写，更不是公文的分行书写。即便诗歌要书写公共性，也需要清醒而富于理性的个体反思，不能粉饰、夸饰和伪饰，不能再现一种庸俗的“真实”，更不能是简单的道德评价与责任承担。个人性需要心灵化的诗性传递，但也不是那种“随地吐痰”和“随地大小便”，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忘我”和“无我”。事实上，那个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是“有我”的，“他”是权威发布者、道德评判者，“他”代表了组织。真正的“忘我”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忘我”和“无我”的最高境界。因此，新政治抒情诗在公共性和个人性关系的处理上，如同太阳系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如果没有自转，诗歌就会失去生命，如果没有公转，诗人就是一颗流星。

2、人间情怀与意识形态兼备。导致人们对政治抒情诗缺乏认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图解政治。这种图解看上去有思想，其实是无思想，诗人觉得很有意义，读者觉得毫无意义。就当下我国的政治生态而言，我个人认为，诗人关注民生就是关注政治，关注公共空间就是关注政治。“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大家公认的好政治抒情诗，一个有道德底线的诗人写出的诗歌，不存在意识形态偏离的问题，问题恰恰在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在重大题材的抒写上，往往容易被“本事”遮蔽，“人间情怀”恰恰是新政治抒情诗歌主体的现实姿态，理想的情况是在新政治抒情诗中保持诗人应有的“人间情怀”，具备诗人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但又不是简单地宣扬“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还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歌颂就没有意识形态问题，批判就有意识形态问题。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同心圆而已。因此，诗人应该对现实政治采取关注的态度，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所裹挟。诗人应该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做“田野调查人”，而不是做“新闻发言人”。

3、“甜美”与“有用”相加。用贺拉斯的“甜美”（dulce）+“有用”（utile）来要求政治抒情诗是合理的，问题是，过去的政治抒情诗由于过分注重了“有用”，或者片面曲解了“有用”， 导致“甜美”不够。没有将政治宣传与诗歌区别开来，或许受文学“过度功能化”的影响，认为直接效果就是“有用”，片面理解“有用”就是宣传和教化。其实，诗歌更“有用”的是“诗意地栖居”。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通过诗歌使心灵安静，就能够抵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增强社会认同，减少社会冲突，使诗歌具有社会稳定功能。这种“有用”不但不会比那些类似公文的宣传品差，反而会更有力量，新政治抒情诗也会更甜美，更有生命力。

新政治抒情诗“怎么写”

进入新时代，社会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时代的兴起，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及文化观、艺术观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要求诗歌必须随之进步。因此，新政治抒情诗最终还要落到“怎么写”的问题。

1、保持独立的人格。百年中国新诗，对主体的建构一直是一项未竞的工程。五四新诗及其大功绩，或许都可以借郁达夫的“人的发现”来评价。过去的政治抒情诗，履行“颂歌”的职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包裹之下借助强势的话语传输出“核心价值”，保持了诗与社会、历史、政治的关联。同时也使诗人情愿或不情愿地丧失了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诗人的独立性，是怎么写社会政治。任何企图把私人生活从其社会生活中加以强行剥离的想法与做法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以常人的立场、态度，来感受政治、认识政治、诗写政治，不随波逐流，不急功近利，才能保持人格独立。

2、忠实于心灵的书写。诗既然是对自己的心灵发言，就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心灵。要使政治抒情有温度，更要求诗人自我意识和诗歌文体意识的自觉。可政治抒情诗往往是写着写着就走了样，尤其是在对待“英雄”和“崇高”两个问题上。诗人和常人一样，崇拜的其实只是英雄品格，这种英雄品格“是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不是指某个具体英雄人物的“世俗人格”，因此大家对英雄品格的指向往往是集体主义的超越式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世俗式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只知有公，毫不为私，有英雄主义的激情，却少了作为普通人的温情。诗歌既要表现英雄在特定时刻所迸发出的崇高品格，也要通过日常细节想象与描写，为我们表现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世俗性。同时，人物形象的品格是“崇高”的，表现方式却可能是“崇中”的，主旋律是“颂歌”，也可以是“牧歌”与“挽歌”的交响。只有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写出的政治抒情诗才不会“假大空”。

3、掌握智性抒情的方式与语言。由于政治抒情诗常常写事件，尤其是大的政治事件，写作容易局限于事件本身。特别是那种泛泛的激情抒写，对于不谙诗歌劲道的作者来说是容易的，但对于真正的诗人反而很为难。既要有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又不被政治所裹挟，这就需要“智性抒情”。首先，要规避过去某些诗歌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政治表态，如果只是表态，诗歌就没有自己本身存在的缘由了。其次，要具象化，撷取视野所见和经验中的具象入诗，以增进情感含量和意象的特质与功能，要以“小”见“大”。政治抒情诗之“大”，不是指题材体积、语境幅度的巨大，而是认识力的博大和穿透力的强大。正如陈超所言，压力面积越小，压强反而越大，这一力学常识对现代诗同样适用。可惜，在本体意识淡薄的写作年代，常识变成了少数人的秘密。其三，就是“叙事”要突破对事件或场景的单纯叙述、交代、描摹与展示的概念界定，让情绪、情感、思想等主体意识更多的诗意，渗透到事件与时间秩序之中，增强诗歌的主观观察力和语言表现力。最后，要尽量避免单声部的语言，最好能将隐喻、暗示、象征与口语、叙述、戏剧独白等奇妙地融汇为一体，又不显得“隔”与“涩”，这就需要诗人成熟的笔力和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