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1949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63-1966年，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读高中。

1968-1977年，在江苏省太仓县和安徽省泗县插队务农。

1978年-1979年，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生。

1979-1981年，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程千帆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1982年，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4年10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钱仲联、程千帆、唐圭璋、徐中玉等大师级学者和300多位南大师生共同见证了莫砺锋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1984年起在南京大学任教。

2006-2007年，成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2020年9月，任南京大学梅庵书院首任院长。

2022年5月，退休。

曾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八届、九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十届江苏省政协常委。

学术兼职有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江苏省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3年9月12日，莫砺锋在自家书房。（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图）

2023年5月23日，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堂“唐宋文学研究”课上，一百多号学生挤满了教室。讲桌上放着一个黑色保温杯和一个素色背包，一位身着淡蓝色长袖衬衫，戴着无框眼镜的老先生端坐在讲台上说道，“感谢南大的同学至今没有把我轰下讲坛，让我完整地走完了教书生涯。”

老先生叫莫砺锋，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梅庵书院首任院长，74岁的他当天完成了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1979年9月，莫砺锋考进南大，开始从事古代文学的学习，之后留校任教，至此已经是第44个年头。

鲜为人知的是，莫砺锋还是新中国的首位文学博士。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名单，这批代表着当时学术界最高水准的业界精英培养出了新中国首批博士。

1984年10月，莫砺锋博士论文答辩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也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文学博士学位证书。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莫砺锋的前半生却与古代文学毫无关系。

1949年4月，莫砺锋出生于江苏无锡。1966年，高三毕业时，他报考志愿全填的是清华的工科专业。当年7月，高考招生暂停，成为工程师的梦想在瞬间破碎。此后十年，他下乡插队，在田间地头度过苦涩的青春时光。

1977年恢复高考，他的人生迎来转机——进入安徽大学英语专业学习。

尔后，随着改革开放启幕，研究生教育恢复，莫砺锋再次抓住机会。1979年，也就是研究生考试恢复的第二年，在安徽大学英文系学习三个学期后，他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走上古代文学的研究道路。

退休后的他依然致力于唐宋诗词普及工作，办讲座、参加书展……他曾说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站在唐诗宋词“仙山秘境”入口处，向游客指点入山之路，解说沿途风景的导游，告诉大家，哪里别有风味，哪里又曲径通幽。

2023年9月，江南阴雨连绵，路人行色匆匆，梧桐的树叶随着雨滴一起落下。在南京玄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里，莫砺锋聊起他的人生经历，他引用南朝哲学家范缜关于“随风飘落的花瓣”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命运——“树上的花瓣被风吹落下来，飘落的方向不是花瓣决定的，而是风决定的”。

除了读书别无他途

南方周末：你在之前的采访中常常提及你的父亲，还讲过“兄弟姐妹与爸爸比赛背唐诗”的场景，你对文学的这种热爱是从家庭环境中萌芽的吗？

莫砺锋：我的父亲来自河南农村，初中读了一年多，遇日寇侵华，他辍学当兵，解放后一直在地方供销社工作，母亲也只读过初中一年级。小时候家里穷，读唐诗是因为家中正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父亲喜欢，我们也跟着读。直到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后才较多地接触到古典作品。

父母对我的影响和我现在从事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做人很诚恳，很勤劳，以及与人为善的生活态度。

南方周末：在求学之路上，你表现一直都很优异，高考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数学力学系，却在高考之前得知高考暂停，当时如何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

莫砺锋：我当时在苏州中学上高中，这所学校非常好。我读中小学时在语文上表现得一般，但数理化还不错。我1966年高中毕业，但那一年正好废除高考，1966届到1968届前后三届的初高中生全部下乡，大学停止招生。大家都很失望，但我们没有选择，只好面对。

南方周末：你在1968年深秋开始下乡，在下乡的十年里，劳作之余，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甚至精读了一本《新名词辞典》，你还曾提及点煤油灯读书的经历。那时的阅读环境是怎样的，留给你的阅读时间多吗？

莫砺锋：其实阅读时间不多。集体劳动占据大量时间，那时江南农村真是精耕细作，每天下地的时间很长。只有在下大雨以及春节前后，地里才没活儿，那些日子可以看书。

村里没通电，只能点煤油灯照明，一个月定额供应一斤煤油，一周就点完，也买不到更多。所以，基本上天黑就必须睡觉。

我读的书也杂乱无章，因为到手的书都是偶然得来，完全不知道下一本能读到什么书。

南方周末：其他大部分人在做什么？

莫砺锋：我有很多知青伙伴基本不读书，而是打扑克。那时流行彻底的“读书无用论”，我们参加农业劳动用镰刀和锄头，生产队养了6头牛犁地，这些农业劳动都不需要书本知识，大家都认为读书是很傻的事。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名额很少，采取推荐制，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大学的希望，我更没有。

南方周末：在这种彻底的“读书无用论”的情况下，你为什么爱读书？

莫砺锋：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喜欢读书，要是完全不读书，我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二是我当时被彻底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心里愤愤不平，决心像高尔基那样读完“我的大学”。自修式的学习，除了读书别无他途。下乡五六年以后，我彻底断绝了这辈子再进大学的希望，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可能。那时上面号召我们一辈子“扎根农村”，我已在心里准备一辈子当个喜欢读书的农民，耕读本是我们的老祖宗提倡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读书无用论”的现状是不正常的，它迟早会结束，只是不知道到底要拖到何年何月。

1979年，莫砺锋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走上古代文学的研究道路。（人民视觉/图）

报考时，不知道程千帆是谁

南方周末：你在1977年参加高考时报考安徽大学英文系的契机是什么？

莫砺锋：我那时人在安徽，当年省里招生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只有“学有专长”的老三届高中生才允许超龄报考。

我那时28岁，高中毕业已经11年了，但我没有任何专长。公社里的文教干事同情我。他注意到，我那段时间在读一本很厚的英文原版小说，是我从同学的舅舅那里借来的，干事认定我专长英文，就允许我以“专长英语”的资格报名参加高考。入学后，我发现有的同学其实是随意填报“学有专长”的，也根本没人来考核，但我比较老实，于是报了英文专业，就考进安徽大学的英文系。

南方周末：1978年改革开放的当年，研究生教育也恢复了，而你当时在安徽大学英文系学习3个学期，就毅然决定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 

莫砺锋：初衷很简单，每个月的助学金能从18元涨到35元。我在安大每月能领到18元助学金，手头十分拮据。我从安大宿舍出发到省教育厅去查阅各著名大学的招生目录的那个早晨，都还没有想过要报考中文系。我本想考南大的外文系，但外文系要考第二外语——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而我没学过，只能临时改成中文系。

南方周末：你报考研究生时才大二，这在当时应该不常见？

莫砺锋：大二考研究生本是不被允许的，但当时比较特殊。我们77级本科生普遍的情况是学生年龄偏大，我班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13岁。那时安大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分7个班，我在7班。6班是快班，很多同学来自北京、上海，英语基础不错，他们认为自身已具备本科毕业的水平。于是，他们向学校提出提前考研的要求，学校一开始不同意，但他们不停地去磨，最终校方松口说，考虑到你们年纪比较大，再读四年本科，毕业时已三十好几，才决定开这个口子。

我们班同学撺掇我跟着6班的同学一起去考研。结果我碰巧考上，于是到南大来读中国古代文学。最有意思的是，我报考时，对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一无所知，看到招生简章上的导师是程千帆先生，我压根不知道他是谁。

南方周末：从理工科到英语，再到古代文学，在做这些重要选择时，是否有些一以贯之的原则或者理念，你如何看待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莫砺锋：这些都不是我决定的，而是命运决定的，我是顺遂命运者。我最近几年常说，我们就像树上的花瓣，被风一吹就飘下来，事先根本不知道飘到哪里，飘的方向不是花瓣决定的，而是风决定的。我就这样飘到南大。

偶然性中肯定包含着必然性，但从大环境来说还是偶然性。1966年如果不爆发“文革”，我要么考不上清华，要考上的话就会去学工科。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我父亲对我的期望也是如此。可惜在他去世多年以后，我才进入大学。父亲没有看到我成为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大学教授，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老三届那一代人的命运差不多都是这样，很多事没有办法选择。当年有的同学侥幸被招工，但到城里后进哪个工厂，做什么工种，都只能听从安排。能招上工已经很幸运，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毕竟能拿工资，而农民只能挣工分，一天工分的价值只有两三毛钱。

当然，这其中也有主观能动性。我一直没放弃读书，很多同学都放弃了。我在苏州中学有一些同班同学成绩很好，但恢复高考后他们早已结婚成家，有两三个娃，也就不想考了，他们后来很快就下岗，一辈子和大学无缘。这样的人很多，碰到那场“狂风”，一下被吹到泥淖里，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980年，莫砺锋和导师程千帆在书房探讨学术问题。（受访者供图/图）

苦行僧式的培养

南方周末：你和程千帆先生的师生情谊也被大家称赞，你还记得和程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莫砺锋：第一次见到程先生时，他66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有很多考生考前来找我，到家里来见我，有的还带着礼物，只有你们3个人（莫砺锋和师兄徐有富以及师弟张三夕）连封信也没写过，这样很好！”

南方周末：1979年你入学时学位条例还没有正式颁布，直到1981年国务院批准《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学位制度才正式建立。那时读博算不算冒险？

莫砺锋：在197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匡亚明校长说学位条例正在制定。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这项工作。我们入学时不分硕士、博士，统称研究生。匡亚明校长说，你们以后会是第一批硕士和博士。两年后我们毕业，学位条例颁布了，我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又跟着程先生继续读博。我觉得读博是件好事，也完全没有“冒险”的感觉。

南方周末：在真正开始读博前，你对于博士生活的预期是怎样的？

莫砺锋：也没有具体的预期，谁知道博士生涯是怎样的。我只是觉得读硕都那么辛苦、紧张，读博肯定只会更加紧张，所以心里做好了坐几年冷板凳的准备。反正我年轻时吃过不少苦，“曾经沧海难为水”，读博肯定不会比种地更辛苦。

南方周末：那时我们还没有自主培养的博士，作为第一批文学博士的你们是怎么读博的，如何上课和撰写博士论文？据说你刚开始读博时，程先生也不知道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程度。

莫砺锋：确是如此，因为博士在中国属于新生事物。当时没有完整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也是暗中摸索的。程先生也不知道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程度，他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一堆国外已出版的博士论文，还有不少港台高校的博士论文，读了好几本，才心中有数。

南方周末：程先生的培养方式来自哪里，是如何形成的？

莫砺锋：我觉得是他自己揣摩的，当然也可能是从国外或港台的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准上推导出来的。由于当时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所以程先生没有为我在课堂开课，除了外语，我的课程学习完全采取专书阅读的方式，也就是自己读书，遇到难点去先生家请教。程先生规定我攻读8部典籍：《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每部书都要交读书报告，其中有4篇报告后来作为学术论文公开发表。那种培养模式有点像旧时的手艺人带学徒，师傅手把手地教，学徒边干活边学习。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学科，那种方式是相当有效的。

南方周末：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时，当年录取了1万人。如今，在读博士约为56万人。许多博士生不免担忧就业前景，对未来迷茫，文科博士更甚。你博士毕业时也会迷茫吗，以及如何看待他们当下的担忧和迷茫？

莫砺锋：我1984年博士毕业时，分配工作，可以挑很多单位，最后我选择留在南大。那时国家培养的硕博人数少，客观上没有就业压力，这点跟现在很多文科博士的处境不一样。我很理解现在的同学们，现在博士生人数多，而岗位少。经过多年大规模研究生扩招，大部分单位都不缺人，所以就业越来越难。

这完全是时代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

我的学生找工作也难。要是找不到工作，压力也会延伸到我这里。当然，今年毕业的3个博士生都已找到工作，分别去了四川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

2008年，莫砺锋在北京签售百家讲坛图书。（受访者供图/图）

致力于研究“大家”

南方周末：你曾提及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做翻案工作，因为所有的观点都被人说过了，新观点就是做翻案文章。而你的研究对象多为杜甫、苏东坡、黄庭坚这些大家，选择研究这些“大家”的初衷是什么？

莫砺锋：其实所有学术研究都是做翻案工作，理工科也一样。我在南大读博时，第一届全校就招了10位博士生，每个同学都来自不同系科。我们宿舍住3个人，一个化学系，一个计算机系，我跟他们交流，发现他们做研究，找题目写论文，跟我们一模一样，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夹缝里面求生活，在很细小的方向上追求一些创新，补充或推翻前人的研究结果。

但对于古代文学学科来说，真正能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应该是“大家”研究。一个时代的研究在整体上是否有突破，就看“大家”研究得如何。“小家”研究只是填补空白，不可能成为一个时代学术水准的象征。

南方周末：你最喜欢的两位诗人是杜甫和苏轼，甚至曾说愿意穿越到宋朝去黄州帮苏轼种地，你认为在研究杜甫和苏轼的过程中，他们带给你最大的体悟是什么？

莫砺锋：这可能跟程先生主张的“文学研究，感字当头”有关。我在进大学前开始阅读杜甫和苏轼，当时的唯一动机就是我喜欢他们，我读他们时感到亲切，得到安慰。我多次说过，当我在那座被狂风刮破屋顶的茅屋里过夜，眼看着满天繁星而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给我带来心灵的震撼。我种过十年地，我觉得自己当个农民并不算屈才。但我真心不愿意让苏东坡也在黄州开荒种地，他那样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杜、苏二人给我带来的最大体悟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间情怀，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态度，我愿意尽我可能来宣扬他们。

南方周末：你在“大家”研究中是如何做到创新的？

莫砺锋：真正的创新很难，我哪能做到。因为创新要求你比别人看得更深或更远，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此外创新也需要偶然的机会，正好出现很好的新题目，或者很珍贵的新材料，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只能尽量不人云亦云，不炒冷饭。我现在普及工作做得较多，讲一些常识性的内容，但如何将常识性内容讲得准确，要求也很高，这和学术的严谨性应该是统一的。

南方周末：注意到从走进《百家讲坛》之后，你就一直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普及工作，开始做普及工作有什么契机？你曾说最大的心愿是做在唐诗宋词“仙山秘境”入口处的导游，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吗？

莫砺锋：我上《百家讲坛》也是偶然。南大百年校庆时，邀请央视的编导来录节目，录完后在《百家讲坛》播出，效果还不错，后来他们就来找我讲唐诗。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来信，反响热烈，我感觉普及工作蛮有意义。 

我现在最想达到的目的，是让普通读者和我一样喜欢唐诗宋词，喜欢杜甫和苏东坡。所谓普及，就是走出学校的小教室，走向社会的大教堂。让我欣慰的是，我开讲座时的听众里各个年龄层次各种身份的人都有，我真的走到社会大众中间，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南方周末：那你认为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普及工作在当下是否面临一些困境？

莫砺锋：现在的研究有概念化、碎片化的趋势，普及工作则有庸俗化的趋势。前者比如一定要强行发掘某些古典诗词中的现代性，实际上可能没有。如果生搬硬套一些新名词来贴标签，结论就不符合历史真相。还有一些学者选题过于细碎，意义不大。

普及工作则有庸俗化的趋势。为了吸引观众，切合年轻人的口味，有不少戏说、曲解，而且把古人完整的意境弄得碎片化，缺乏整体感。

南方周末：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莫砺锋：这个问题难以避免，走向大众，必然会带来不同的口味和要求。我只能要求自己尽量做好。

南方周末：对当下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有什么人生建议吗？

莫砺锋：我今年6月应邀到安徽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并致辞。我40年前离开安大时没有获得毕业证书，如今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参加典礼，心中感慨万分。

我在典礼上引用东坡的《定风波》来勉励学弟学妹们学习东坡的人生精神，来迎接自己的风雨人生。因为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必然是充满风雨的，我们不能幻想走上一帆风顺的人生道路，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请让我引用在安大的致辞中的几句话来送给其他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我衷心祝愿同学们像东坡那样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积极态度来对待人生，有所作为。我也衷心希望同学们遇到人生坎坷时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格言自我勉励，从容应对！”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